谁是“学二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第一代大学生，现在他们的子女也相继进入大学，那么就出现了“学二代”现象。那么“学二代”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学一代”的影响？魏晓艳老师认为，"学二代"反映了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指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高学历，成为社会精英，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文章基于实证分析，考察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学二代”问题，发现国内存在着明显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父辈间的不平等结构也在很大程度上传递到了下一代的高等教育问题上。而家庭经济条件好、城市身份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学二代”。随着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深入推进，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与分配机制逐渐受到关注。在这一背景下，“学二代”逐渐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作为对教育公平的忧虑，人们开始思考究竟哪些人能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是先天禀赋使然抑或家庭背景使然? 事实上，“学二代”不是专门的学术话语，从代际传递理论视角看，“学二代”反映的是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现象，指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成为社会精英，从而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宽泛地说，指的是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职业和收入水平，即一般指高等教育对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累积效应。从狭义上说，指的是高学历知识分子的后代更容易获得高等教育机会，累积文化资本，甚至进入学术领域成为教育、科研工作者。也即，专门指高等教育对文化资本的累积效应。本文以“学二代”现象为事实基础，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及其影响因素，以加深对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的认识与理解，为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开放和普及化提供有益参考。▌一个基本现实：中国高等教育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代际传递现象，父母接受高等教育对子代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实证数据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简称CFPS 数据) ，该数据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采集，数据中家庭与个人的教育相关信息与家庭特征比较全面。本文采用2010 年之后的数据样本，包括2010 年、2012 年和2014 年的数据样本。接受高等教育情况主要考察最高学历水平，数据库中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这几类，本文选择了最高学历为大专、大学本科、硕士或博士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衡量标准，其他学历则表示没有接受高等教育。此外，由于可能出现年龄小而影响样本还没有完全形成最高学历( 仍处于在读状态) 的样本情况，本文只保留了22 岁及以上年龄的个体样本。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代际传递现象，父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对子女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教育的程度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父亲或母亲接受高等教育对子代接受高等教育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家庭经济条件、城市身份和男性特征，也显著有利于个体获得高等教育。此外，本文也观察到母亲的代际传递效应高于父亲，这可能是由于母亲与子女的接触时间较多。家庭经济条件为了判定不同家庭经济条件可能存在的代际传递差异，本文将家庭人均纯收入高于样本中位数的作为高收入家庭，低于中位数的作为低收入家庭，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是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机制中的重要变量。邹薇和郑浩( 2014) 曾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中，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与收入水平呈正相关，越贫穷的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意愿越低，即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投资意愿会由于家庭贫困而被削弱。这一结果与本文对收入影响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分析结论一致。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的代际传递效应，高收入家庭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均远超过低收入家庭。李涛( 2014) 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也从侧面映证了这一点，越贫穷的家庭越认为读书无用，打工更能改变命运。这表明家庭经济条件在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当一个家庭更加富裕时，可能由于观察到接受高等教育带来的长远经济收益和其他非经济收益，父母倾向于尽可能地使子代接受高等教育。城乡差异除家庭经济条件外，城乡身份也是影响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的重要因素。吴愈晓( 2013) 经研究认为1999 年以后，受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不平等呈明显扩大趋势。梁晨等通过对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学生学籍卡的翔实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对学生家长的职业构成和总人口的职业构成，计算了各个阶层进入北大和苏大的辈出率。为此，本文根据城市和乡村身份进行分析，发现城市家庭中的父亲或母亲的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更强，这表明城乡身份是教育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这也与北大等名校的本科生中极低的农村比例现状一致，反映了农村生源在受教育过程中的劣势地位。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父代教育资源是子代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客观条件。一般认为城乡身份带来的父代教育资源差异是高等教代际传递中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城市居民具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以满足使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而乡村则相对欠缺。另一方面，城乡高等教育观念的差异也是子代能否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影响因素。首先，相对贫困是影响高等教育观念的首要因素。受到经济条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农村低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是否有用的考量主要建立在高等教育对改善经济状况的直接效益上，当这种直接改善效益并不显著和即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认为读书无用。由此，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主动或被动地降低。其次，除了收入水平之外，社会环境对城乡高等教育观念也存在重要影响，并且，相较于城市居民所处的“法理社会”，“读书无用论”在“熟悉社会”里具有更强的扩散效应。因此，即使同为低收入家庭，城镇低收入家庭与农村低收入家庭在子女接受高等教育重要性方面也可能存在认知差异，城镇居民对教育对个体重要性的认知往往更强。性别差异先天因素中不同的性别也可能影响着代际传递效应，主要包括父母性别和子女性别对代际传递效应的影响。从父母性别来看，父亲接受高等教育将使得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50%左右，而母亲接受高等教育将使得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概率提高63%左右，可以认为，母亲接受高等教育的作用更大。从子代性别来看，在中国家庭中，一般对男孩的重视程度要超过女孩，因此相对于女孩，父亲或者母亲可能更倾向于尽可能地让男孩接受高等教育，而对女孩的教育投资动力则不太强。但数据分析显示，与预期和以往研究不符的是，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在男孩和女孩的性别差异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认为，这可能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的性别观念往往更加开放平等而不存在明显的歧视，因此不同性别子代表现出相近的代际传递效应。然而一般研究认为，中国代际传递之间确实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教育问题上，父母对男孩的教育问题往往更加重视。本文认为，这可能是低教育水平的父母对男女的教育观念差异所造成的，这使得整体上中国表现出父母对男孩的教育重视，而对女孩的教育漠视。为了验证这一观点，本文转而观察低教育水平父母对低教育水平的子代的传递效应，有趣的是，得出了与高学历水平父母截然相反的分析结果。低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更大程度地提高了女孩接受低教育水平的可能性，而男孩接受低教育水平的可能性相对于女孩而言要低15%-20%左右。因此，低教育水平的父母确实更加关心着男孩的受教育情况。综合分析可以发现，如家庭条件、城乡身份等后天因素强烈的影响着高等教育传递程度，而性别等先天因素对高等教育传递的影响不大。这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在中国高等教育传递过程中，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不同影响。内生性讨论一个担忧是，本文实证结果可能受到内生性的干扰，这主要来自遗传基因方面，如接受高等教育的父母一般认为具有更优良的遗传基因，这方面的基因可能遗传给子女，形成“高等教育代际传递”，而非来自父母教育意愿和教育观的影响。本文认为这对本文结论不会形成较大的影响。这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遗传学认为母亲对儿子的遗传影响要强于对女儿的遗传影响，因此当本文的代际传递现象来自于基因遗传时，那么母亲对儿子的代际传递应高于女儿的代际传递效应，但本文观察到男女孩的代际传递效应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本文观察到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并不在男孩或女孩之间形成差别: 当代际传递主要来自遗传基因时，这意味着男女孩之间的基因遗传不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应无法观察到低等教育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但实证结果并非如此，女孩表现出了更强的低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总体而言，遗传基因在本文所揭示的代际传递效应中的干扰性不大。▌谁是学二代: 家庭经济条件好、城市身份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学二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较为明显的代际传递现象本文实证结果显示，中国高等教育确实存在较为显著的代际传递现象，父母接受高等教育及教育程度对子代接受高等教育及教育程度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高等教育代际流动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和社会正常流动的重要保障。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实施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拉开序幕，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40%以上，早已步入大众化国家行列，但高等教育大众化并没有显著提升中国高等教育代际流动，促进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社会公平。虽然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高等教育的大门向群众打开，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幅提升，但高等教育仍然面临着教育机会平等扩张的巨大压力。如今，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进程，高等教育普及化逐渐拉开帷幕。为了平稳有效地推进中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除了致力于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之外，关键是把促进高等教育公平作为优先目标，缓解高等教育机会获得差异在代际之间的扩大化。家庭经济条件好、城市身份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学二代，性别因素不起明显作用1.中国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效应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学二代”。本文对不同家庭经济条件的分样本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父母是否接受高等教育对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及程度的代际传递系数也会随之增强，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水平越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越低; 家庭经济水平越高，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作用越明显。这反映了一个现实情况，在父母具备足够教育水平与观念的时候，家庭经济水平仍然可能成为个体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见，仅仅普及高等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着力改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防止脑体倒挂现象，使知识智力劳动要素成为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要素。2.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现象存在较为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身份的个体从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受益更大。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参与高等教育的客观机率问题。中国城乡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和城乡青年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上的不平等导致城乡个体参与高等教育的客观机率存在较大差别。1999 年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逐步扩大了个体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教育规模的简单扩张，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背景的教育不平等。如果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变，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背景间的比例分配关系就不会改变。因此，虽然高等教育扩张能使劣势阶层子弟高等教育机会的绝对量有所增加，但相对机会( 也即优质高等教育机会) 的劣势不会改变，高等教育不平等水平不会降低。另一方面，参与高等教育的主观意愿问题也逐渐成为目前农村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与经济贫困相比，教育观念贫困也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不愿意接受高等教育原因之一，并且，观念贫困问题更难以破解。前文已提及，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低收入家庭对高等教育是否有用的考量，主要建立在高等教育对经济状况的直接改善效应上，当这种直接改善效应并不显著和即时的时候，他们倾向于认为读书无用。更糟糕的是，由于父母缺乏高等教育，对接受高等教育对个体重要性严重低估，形成“读书无用”的恶性循环，高等教育的观念贫困可能通过代际传递逐渐形成一种自我强化机制。教育具有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以维护社会公平的义务。近年来，许多知名国内一流大学也纷纷出台政策将招生比例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加大农村子弟录取比率，加大对收入低水平地区的支持。本文认为，提高农村和收入低水平地区个体的受教育机会之外，尤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提高他们参与高等教育的能力，而非仅仅给予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向农村和落后地区倾斜外，需注重切实提高农村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资源和教育质量，促进教育资源乃至优质教育资源均等化，从个人受教育能力的角度切实改善落后地区的个人参与高等教育的机会与能力; 二是在高等教育内部治理上，从班级管理等细节入手，改善农村和收入低水平学生的高等教育环境; 三是必须从政策制度方面积极介入，扭转目前农村盛行的“读书无用论”，着力破解“教育观念贫困”问题。3.性别变量在中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效应中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在低教育水平中存在显著的差别。也就是说，低教育水平家庭背景的女性成为“学二代”的机率往往比同背景的男性更低。根据数据分析结果，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但低水平教育的代际传递则表现出明显的“重男轻女”现象：相对于男孩而言，父母的低教育水平更容易传递到女孩。2015 年，UNESCO 发布重要教育报告《反思教育: 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指出，“时至今日，普通教育中女性占比已有显著改善，但是提升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许多欠发达国家来说仍然是巨大挑战”。对于低收入地区和贫困地区，在加强实施性别平等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也有必要制定政策鼓励资助贫困家庭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且，从长远来看，消除高等教育代际传递中性别歧视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一步普及高等教育，有效提高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来源：中国经济问题 原题为：高等教育代际传递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谁是“学二代”?）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