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岁科大少年班 36岁复旦正教授 他逝世一年后 上海终于有了50亩红树苗

上海临港新城，在南汇嘴观海公园西面一大片芦苇荡的湿地之中，有一片整整齐齐的小树苗。与其他的野外植物不同，他们像是新生的婴儿一般，被小心地呵护着。桐花树、秋茄、无瓣海桑……它们有个共同的名称“红树”，原本生在热带，如今却在这里生长繁衍，绿油油一片。把红树带到上海临港的人，叫钟扬，曾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理论生物学中心教授、西藏大学教授。十二年前，钟扬把红树带到上海，而如今，上海临港这50亩的红树苗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胖胖的钟教授了。钟扬生在湖北省黄冈地区黄州镇，父母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重点大学的高材生。母亲王彩燕是高中化学名牌教师，父亲钟美鸣在地区教育局任职。小时候的钟扬羞涩又好静，在黄冈中学读书时，受到77年第一批大学生的鼓舞，一门心思想考大学。然而到了要参加高考那年，钟扬却被父亲告知：因为他今年是招考办的负责人，所以钟扬必须避嫌，放弃这次高考的机会。于是，1979年，钟扬15岁。由于避嫌不能参加高考，而被迫参加中科大少年班考试。最终以初试成绩第二、复试成绩第五的成绩，他正式成为了少年班的一员。1982年，钟扬和另外五名同学正式从少年班转到六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当年，这些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天才少年们穿着一水的白衬衫在“南七照相馆”拍照留念。合影过后，转到六系的几个同学或站或坐、表情严肃地也照了一张。钟扬写得一笔好字，意气风发地在合影上题了几个字——到六系去！1984年本科毕业时，钟扬刚满20岁。本科学习无线电专业的钟扬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工作。在世外桃源般的植物园，从未学习过植物学的钟扬有些迷茫了。但他有着一股老实的拗劲，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为了补上植物学的知识，钟扬几乎废寝忘食，在宿舍锁了门后才摸着黑翻墙入室成了家常便饭。最终，这个二十多岁的少年为研究所开辟出了新的研究领域——计算生物学。这个在现在很红火的专业在当时的国内没有一个人有所触及，钟扬是实打实的开创者。现在回头看来，钟扬的青年时代的确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1986年，22岁，钟扬被破格提升为助理研究员。1994年，30岁，钟扬创建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第一个计算生物青年实验室。1996年，32岁，钟扬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1997年，33岁，钟扬升任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在武汉期间，钟扬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植物计算分类中多分类系统并存分检及图像技术研究”、中国科学院“八五”重大应用子课题“洪湖水生植被的动态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湖泊圈养迹地水生植被恢复过程的研究”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十余种。他在计算生物学这一交叉边缘学科上硕果累累。2000年，36岁，一路破格提升，已经是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钟扬，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植物所一片光明的前途。成为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普通教授，一位教书匠。2000年，复旦大学的陈家宽找到那时已经是武汉植物所副所长的钟扬，希望请他到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钟扬听了很激动，回家就和妻子说：妈妈生我前一个小时还在教书，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时就注定要做一名老师，这个愿望现在终于能实现了！如愿以偿做了老师的钟扬爱生如子，他饭量大，一顿能吃三四大碗饭，喝一斤白酒，但自己手艺也好。所以常常把五六位学生带回家，自己系着围兜搞出十来个菜。他嗓门大，又幽默，吃饭时学生总围着听他讲故事、讲笑话。钟扬就喝些开心酒，饭后又急匆匆地上课去。然而，钟扬并不满意。 他说：最好的植物学研究一定不是坐在邯郸路的办公室里做出来的。上海的生物资源十分贫乏，那怎么办呢？西藏资源丰富，又因为条件艰苦，资料、成果稀缺，那就去西藏！钟扬做了16年的援藏干部。这16年，钟扬在西藏做了两件事：为西藏培养人才，和为人类收集种子。在西藏，钟扬为藏大申请到了西藏第一个理学博士点、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博士；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了“双一流”学科。在他培养出的五位藏族博士中，四位都选择留在西藏。这是他在西藏播下的种子。他也在西藏，为人类的未来收集种子。钟扬的同事，中科院院士金力至今都无法忘怀钟扬谈起种子收集工作时兴奋的表情：这十几年他们已经收集了4千多万颗种子，占西藏物种的1/5。在未来的10年，可能再完成1/5。他说，如果能多培养一些人，20年就有可能把西藏的种子库收集到3/4，也许再用30年就能够全部收集完！对于一项如此宏大的工程来说，只需要短短三十年！这是一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2017年9月23日，钟扬给大儿子云杉发微信：“科创的事我回来给你谈，周末愉快！”两天后，9月25日，云杉手忙脚乱地给父亲回复：“老爸，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吗……”后面跟了96个“大哭”的表情。这一天，上海的机场没有等到钟扬的归来，云杉也再也等不来父亲的回复了。在悼念会上，他的妻子张晓燕教授数度哽咽：“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有时到了凌晨了两三点，我会想，他怎么还没回家呢？”  红树林是陆地过渡到海洋的特殊森林，因随潮水涨落而若隐若现，是陆地生态系统向海洋生态系统过渡的最后一道“生态屏障”。红树林生态系是世界上最富多样性、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之一，它们扎根的滩涂，能够形成特殊的生态系统，养活各色底栖动物。在深圳、海南沿海，长成红树林之处，虾蟹产量大大提高。吸附氮磷钾，净化海水和空气，只要有红树林在，近海的富营养化污染也能得到大大缓解。但是，上海对红树来说太冷了——它只喜欢高温，过去，红树在中国能够被成功引种到的最北端在浙江温州。但钟扬把它们接到了上海。在上海浦东南汇东滩湿地附近一块十亩大小的田地里，有一片绿色的树苗，这便是钟扬培植的红树树苗。12 年前，它们落户上海，如今第三代幼苗也已经茁壮成长。目前，占地 50 亩的钟扬红树林育苗基地已落户临港新城，去年已种植十余种红树共 20 亩，成活率超过 80%。如今，钟扬逝世一年有余，他生前播下的种子还在茁壮生长。现在再来回顾钟扬的一生就会有种奇妙的感觉。一位15岁“被迫”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的天才，一位二十出头就一路破格提升、三十岁升任副所长的青年才俊，一位获得了长江学者称号、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复旦教授；和一位在西藏生活16年，大嗓门、爱打鼾、一顿能吃三四碗饭的普通人，一个离开时都未来得及与妻子和双胞胎儿子告别的父亲。这竟然是同一个人。钟扬去世后，悼念的文章不少，但他在世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却不多。对于被包装成一个模范、先锋的钟扬来说，或许只有当你真正听到他的讲话时，才能够感觉到这样一个人的离去，是多么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我来讲一下收集种子的故事，听起来可能非常浪漫。我每次做招生宣传都欢迎年轻的孩子们读植物学。我都讲请你们报考复旦大学或者西藏大学植物学，这好像是我们八项规定以后比较少有的公费旅游的专业。大概能跟我们专业媲美的也只有烹饪系，他们还可以公款吃喝。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根本不足以抵御我们工作的艰苦。我来讲一个光核桃的故事。作为植物学家我去采植物的种子，我最喜欢的是蒲公英。如果发现开花并且结了种子，我就用手去抓一把，然后一摊开，一般情况下里面有200颗。但是在中国的植物中，我们最讨厌的种子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椰子。这么大一颗，8000颗。我们大概需要两卡车才能把它拖回来，然后这才算一科的种子。——钟扬在《一席》的讲座又是四月清明时节，草木葳蕤，然而那个采种子的人却不会再回来了。（视频资料来源自“一席”，图片及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