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传奇人物黄际遇教授：文理兼精的奇才

如果说，在广州解放后，中山大学的传奇人物是陈寅恪教授；那么，在解放前，中大的传奇人物就是黄际遇教授。1940年的11月11日，中山大学校庆。那天，人们齐集到时在粤北坪石的校本部，看到大门口贴着一幅醒目的对联：十有一月，旬有一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师生一见对联，无不交口称誉。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中山大学以孙中山先生生辰11月11日为校庆日。上联所谓十有一月，旬有一日，“有”，通“又”。十又一，即十一月；而十日为一旬，旬又一，即十一日。至于下联，典出《中庸》，它阐示孔子要求学生对待人生和事物，既要礼节精微，又要心胸阔大，达到道德和行为的最高境界。这副对联，写得简练典雅，既贴切地点明校庆的日子，又概括了大学办学的宗旨。让人惊叹的是，它竟是出自数学天文系主任黄际遇教授的手笔。可惜，1945年抗战胜利，临时搬迁到坪石继续办学的中大师生，坐船经由水路返回广州。一路上，大家兴高采烈，意气风发。谁知船过清远，黄教授到船舷解手，一不小心，坠入江中，不幸溺水身亡。时世变幻，白云苍狗，黄际遇教授的事迹，也渐渐被人遗忘。其实，在解放前，黄际遇教授是学术界名闻遐迩的大学者。如果说，在广州解放后，中山大学的传奇人物是陈寅恪教授；那么，在解放前，中大的传奇人物就是黄际遇教授。这两位大师早就结识，陈先生还送给黄先生一本诗集，作为以后相会的见证。但是，他们两位却再没有在康乐园聚首的机会。黄教授身后，除了留下《黄任初先生文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组，1949）《畴盦数学论文集》（编者注：本书似未及印行）等著作外，还有多达数十卷的日记，经黄际遇教授的孙女黄小安女士整理为《黄际遇教授日记类编》一书，最近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日记全用文言写成，有时简约畅练，有时骈散兼备，其中不少是流丽典雅的骈文。看得出六朝辞赋，西汉文章，他均烂熟于胸，可以顺手拈来，随心驱使。在早年，他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以科学救国为己任。在抗日战争时期，他看到山河破碎，悲愤不已，家国情怀，蕴积于胸。在日记里，他纪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也让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和抗战时期，学坛中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和生活方式。所以，日记虽然是文绉绉的，却又是活生生的，是一部如诗如史的典籍。黄际遇是广东省澄海县人，出身望族，诗礼传家，14岁即参加科举考试，成为同试中年龄最小的秀才。当时，风气渐开，清政府开始派遣一些青年才俊出国，学习科学知识。黄际遇在18岁的时候，被广东官派到日本留学，专攻现代数学，成为日本数学家林鹤一（1873-1935）博士的高足。可以说，他是我国最早专攻西方数学的留学生之一。回国后，他立刻从事数学、物理学科的教学科研和组织工作。到1920年，他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派，到美国考察和进修。两年后，又获得芝加哥大学数学硕士学位。黄际遇教授的一生，主要从事理科特别是数学、天文学科的教学科硏，以及从事在全国范围内组织、推动科学发展的工作。他担任过山东大学（原称青岛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著名高校的理学院院长，发表过高质量的数学教材和译著、论著。译著有《高等微积分》《近代数学》（美），《几何学》《代数学》（日）；论著有《论一》、《Gudermann函数之研究》《定积分一定理及一种不定积分的研究》多种。除了教学和科研之外，他还担任《数理学会杂志》的主编，奔走各地，呼吁成立和亲自操持各种数学研讨会，在促进我国现代数学学科的发展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因此，他被公认是卓越的数学家和开创我国现代高等数学教育事业的元老。黄教授在山东大学担任理学院院长时，闻一多先生任文学院院长。那时，文学院有杨振声、梁实秋、游国恩、沈从文等名流。而当闻一多辞去文学院院长一职时，人们竟推举了黄际遇教授兼任，他也不负众望，双肩并挑，胜任愉快。更令人意外的是，后来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时，除了在数学天文系讲授主要课程以外，还常到中文系开设《骈文研究》《说文解字》等课程，并且受到广大学生的赞誉。学生们说：黄教授讲课时，板书多用篆体，而且写得飞快，他认为文科学生，应能掌握比较艰深的字体。当讲到入神时，他往往晃动身躯，微闭双目，声音抑扬顿挫，让同学享受到骈文节奏和声调之美。因此，每当黄先生上课，屋里总是挤满听众，座无虚席。早在1922年，黄教授已在中山大学的前身，即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来北上，辗转在华北华中各地名校任职。到1936年，他又回到中山大学工作，直至1945年去世。在这之前，黄际遇在山东大学工作长达五、六年。到1936年，军阀韩复榘故意大量削减山大的办学经费。中原板荡，国事蜩螗，他便决然南归，到中山大学任职。在离开青岛时，他心情郁悒。在南下的日记中，他写道：“今大学讲师，无能背诵《大学》章句者矣。”而那些“管政之夫，嚣世之士”，即那些管理政务的官吏，和嚣张狂妄哗众要宠的人，倒能对孔孟的章句倒背如流，不过，这些人只是夸夸其谈，讲的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于已则检防俱裂，帷簿不修”，他们对自己毫不约束，破坏法规，生活腐败，财路不明。结果弄得政局败坏，民不聊生。这位名教授能回到家乡工作，中大师生自然十分欢迎。校长院长，新朋旧友，纷纷邀请欢叙。当时校长黄巽，特地邀请他到大三元茶楼用飱：这著名的百年老店，“点心可口，粉面宜人，小饮盈尊，旷怀千里”。校长尊重人才，移樽就教，他很是感激，“相于雅意，春水俱深”。中国知识分子素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后来，黄教授慨然长期留在中大工作，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理学院和文学院之间，这和主事者对他的诚恳和礼遇有关。这一段，黄际遇经常和理、工两院的同人把酒言欢。本来，在山东大学工作时，他便经常和梁实秋等一起豪饮，人称他与杨振声、闻一多等人为“酒中八仙”。据梁实秋说：“任初（黄际遇的别字）每日必饮，宴会时拇战兴致最豪，嗓音尖锐而常出怪声，狂态可鞠。”在广州，在中大，黄际遇教授虽然有许多应酬，但教学工作非常忙碌。在理学院，他要连续开设《群论》《实用数学》《代数数论》诸课，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在课后，他还反复思考，往往独自在宿舍演算，直到深夜。同时，他和在山东大学一样，还到中文系兼讲《骈文研究》等课程，即便在“星期末日，授得特多，工、理已完，复开文馆，古今上下，驰骋万言”。有意思的是，身为数学天文系主任的他，却很喜欢到中文系上课，他曾说，“（数天系）系主任可以不当，骈文课不可以不讲。”当时，中大中文系名师如林，像词学名家陈洵，文史名家古直等，都在该系任职。而黄际遇这位数学大家，给中文系学生上课时，教学效果极佳，以至当时传说：中文系主任龙榆生十分感慨：说是“数学系夺去其文学系名教授一人”。黄教授对教学工作极端负责，往往站着一讲就是三小时，有时上午讲了一门课，下午又接着讲另一门课。当他主持骈文的考试时，在学生“纳卷之际，一一评阅，并令侍侧，随笔改正，莫不心悦”。这种手把手式的教学方法，如果教师没有负责的工作态度，自身没有高度的创作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其实，繁重的教学工作，也让他筋疲力尽。在《日记》里，他也曾感叹：“毕二课，已浃背矣，真血汗钱也！”又说：“自朝达晡（黄昏），役役课徒，甚矣惫”。在清末，黄教授景仰孙中山，希望建设民主社会。可是在民国成立后，看到的却是军阀混战，官吏争权夺利混沌不堪的局面。因而不少立志于专心治学的学者，包括黄教授在内，无法辨别方向，往往采取独善其身的态度。当年山东大学，学生分为两派，闻一多先生就因支持其中一派而辞职。黄际遇接任文学院院长后，觉得左右为难，过不了几个月，他也俟机离开了是非之地。到了中大，听说山东大学又闹学潮， “胶庠学潮澎湃”（胶，山东；庠，大学），便“以余不亲其役为幸”。当夜深人静，他反复思考，觉得中大“纵非空明世界，自非角逐之场，片席为妥，诸缘便了。”其实，当时的中大，真不是“空明世界”，各种思潮也彼起此伏，但他决心不卷入，不议论，拒绝一切社团的邀请。他当着一些比较亲近的学生的面，烧毁各种社团的邀请信件。劝勉他们一心向学，心无旁鹜。而他自己，有空则读诗书，上馆子，下象棋。把中大当作避世的桃源。不过，黄际遇真的是不问政治吗？非也。例如1936年4月28，他听说南京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孙氏骷髅陈氏客，蒋家兵马宋家军”，黄教授在《日记》中，记下了这副含蓄讽刺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对联，还记述当局 “为之三日大索，一夕数惊”的怪事。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叹息“索居多感矣乎！”显然，他对那种色厉内荏，动辄兴师动众扼杀舆论的做法，十分不满。黄教授一直关心国计民生，当他回到广东，不久便发现这里表面繁荣，其实弊病丛生，他写到在他老家潮汕，治安不好，物价飞涨：“秋农来述：汕头生事，市面不靖，此旬币跌物贵。”而在广州，“石牌素为盗薮，亦非乐土”。他叹息：“谓天盍高，逢此硕鼠，谓之何哉！”所谓“硕鼠”，指是的盘剥老百姓的贪官污吏。天下乌鸦一样黑，不要以为天高皇帝远的岭南，便可以安居乐业了。到1936年秋天，连月无雨，“旱魃为虐，老农吁息”，在客家地区，“尤甚不稔”。黄教授慨叹：“谚云：一农败百商，非邑车龙马水衮衮诸公所及知也！”确实，在大城市中锦衣肉食之辈，哪里知道民间疾苦？那时，他又收到老舍先生的来信，信中说到在其母在八十寿辰时，“国破家贫，所以没有治筵请客”。黄教授立刻写了一副对联，宽慰老舍，而自己情绪则十分低落，他写道：“作联本以遣兴”，但国难当头，朋辈困窘，所以“梦中扰扰”，“治心工夫无一可言，只益惆怅耳！”他也很明白，当时内忧外患，国民政府束手无策，而且“豺狼当道，于今尤烈”，老百姓自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黄际遇在青岛留影。（资料图/图）1936年年底，日军已进占华北。曾在青岛工作多年的黄教授，特别关注那里的消息。他在日记中1936年年底，日军已进占华北。曾在青岛工作多年的黄教授，特别关注那里的消息。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有关情况：“三日来报，倭犯青岛，陆战队登陆逾千人，检讥（检查侮辱）行人，有被捕者。五日突驰李村水源，冀握全市饮水嗌喉。夜市早闭，沧口居民，迁者甚多，呜呼！”他又指出：“鲁（山东）以相忍为国久矣，实逼处此为视囊中。”他惦挂青岛同胞的苦难，认识到当局一味采取忍让退缩的政策，致使山东成为日本侵略者囊中之物。忧愤之情，溢于言表。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虽然还未到广州，但黄教授一直关注战局的发展。那时，日寇步步进逼，我军不断失利，而报导却说“上海电：浏河一战尚在激战，连日血战均有死亡。”黄教授对当时舆论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十分不满，他认为“是或为不利之讯，而讳言之”。因为他深知国民政府管制舆情，“今日凡百事业，概归统制音台公电”，他担心：“诚恐有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者。”他又记：“日报来‘克复保定，’字大如斗，然人多不知保定已失也。”可见，当时像黄际遇这类知识分子，对时局并非沒有自己的判断，但一介书生，无路请缨，只能是忧心忡忡，坐困愁城。据黄教授的日记记载，广州第一次被日寇空袭的时间，是1937年的8夕31日。那天早上，市民忽然看到有两架飞机，一时间，市区大乱，“竞相闭肆。”当晚报载，敌机“空袭白云山，投弹数枚，死厨役一，伤二人，又在士敏土厂上盘旋，未得逞。”从此，广州差不多每天都被空袭，在9月26，“大学亦被弹数处，海珠桥火毁，只堪通人，惠爱东街、永汉北路，火亘日中，十八甫亦不免，东山特惨，阖城死伤者及千。真弥天之祸也！”其后敌机愈来愈凶猛，有一次竟“落弹百五十余，圮屋六百余间，毙六百余人，伤九百余口”，“东山、荔枝湾、河南、北城、市政中区，罹难殆遍”。黄教授非常悲愤，也很坚定，他认为日冦空军“据高肆焰，何求不得？”但是，“吾何畏彼哉！”当时中大经费短绌，黄教授只能“领薪水七折”，而他教学热情依然高涨。由于日寇军机肆意轰炸，中大各学院，只好分散上课，除工学院依旧在五山外，文学院回旧校址（文明路），法学院到附属中学，理学院到小学。黄教授要为理、工、文三学院授课，便在警报声中，来回往返于市区、郊区之间。他也抓紧时间读书，敌机来时，他便“袖《通鉴》一册，遁于丛薄之际，攀柏入穴”，躲在防空洞里翻阅书史。黄教授很敬佩敢于抗日的英雄。当他听到在上海保卫战中，黄光锐空军少将率领战机，“击落敌机三十四，光锐击其三焉。”他知道黄光锐是广东揭阳人，“论功为最，外御其侮，国人爱之。”并为同乡有此勇士感到自豪。在日记中，他还根据当时的传闻记录了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子张锡祜为国牺牲的情况。（编者注：1937年8月14日，马兴武、张锡祜驾驶马丁重轰炸机由江西吉安飞往南京执行作战任务，途中在临川上空遇雷雨失事。当时通迅不发达，一度传说马、张系在轰炸日舰时牺牲。）在近现代，中国不少知识分子，不乏家国情怀，可是，中国向何处去？许多人未认识得清。他们不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蒋介石独裁专制，却又没有下决心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于是只求兢兢业业做学问，苟全性命于乱世。这时候，所谓魏晋风度那种狷介的处世哲学，往往会渗入这类知识分子的骨髓之中。在国家危难之际，黄教授表面上风度翩翩，镇定自如，依然饮酒品茗，有时终夜下象棋，订棋谱，甚至在日机空袭时也邀人对弈。实际上，他是内心郁闷，借棋解忧。在日记中，他写道：“有棋可弈，忘却一切，人云饱受虚惊，我却漫无所觉，岂不善哉！”所以，疏狂狷介的外表，只是忧国忧民的另一种方式，是当时有正义感而又无力反抗现实的知识分子典型的表现。“时穷节乃见”，在广州即将沦陷的前夜，黄教授不甘充当顺民，便赴香港避难。1940年中大从云南澄江迁回粤北坪石，他即绕过敌占区返校任教，重任数天系主任，又一次给中文系学生上骈文课。当时，他的学生张云，任中大校长。为共济时艰，黄教授毫不计较，竟还兼任校长秘书一职，协助自己的学生处理校务与公私信函，直至不幸逝世。余生也晚，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有骨气而没有傲气的先辈。但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看一个人喜欢和哪些人结交，也大致可以知道他的人品。黄教授在日记中，常提到黄海章老师，说他学问很好，沉默寡言，唯独他俩在一起散步时，则“谠论生风”。际遇先生还以鮮有的口吻赞美海章先生：“君子哉！尚徳哉！若人有之，是以侣之，不言之芳，他山之石。”认为有幸和黄海章这位品德高尚的君子结交，对自己有莫大的帮助。黄海章教授正是我的老师，我从求学以至留校任教，一直得到海章师的谆谆教诲。老一辈的中大人，也都知道他学富五车，严肃认真，狷介不阿，品德高尚，其品格，确实如黄际遇教授之所言。而从他和海章师相知之深，情谊之厚，我们似乎可以见到黄际遇教授的侧影。（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黄天骥）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