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清退的研究生:招生人数逐年上升,考研为了工作忽视学术研究
更新时间:2019-04-25 07:58:32•点击:438 • 科研管理新闻
在得知自己被清退后,董季同(化名)反而松了一口气,他发了一条微博:“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就自己承担吧。”而今,自嘲肄业后不得不努力工作的董季同看到最近频繁登上热搜的“高校研究生清退”消息,重新从家中的柜子里翻出了曾经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竟然已经一年了。”他感叹。他想起去年4月,办完了离校退学手续的情景,回想起刚入学时的情景,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据公开报道,年初以来,超过十余所高校正着手大规模清退研究生。董季同选择考取研究生,除了不想工作外,还因为那句广为流传的“没有毕不了业的硕士,没有考不上的博士”。原本以为硕士期间和大学差不多,只要每科成绩混及格、平常上课签个到就能顺利毕业,谁知,董季同遇到了一位严格的导师。用董季同自己的话说,他“比较懒”,平常的课程勉强过关,对于科研没有太大的兴趣。导师经常会联系他,布置科研或学习任务,课题小组每周都会有例会,要汇报项目的进行程度。但抱着读研是“目的无非是毕业后能够找到一份工作”的董季同在研二就开始在外打工实习,无视导师禁止在外实习的要求。他的安排常常与导师的安排相冲突。于是,他的课题没有任何进展,在校期间也未曾发表过一篇学术论文。导师很早就告诉董季同,自己不会在其毕业论文答辩申请表上签字。董季同就这样被延期毕业,直至被退学。有媒体统计,今年开始宣布清退研究生的高校里,至少有500名研究生遭到清退或正面临清退风险。例如,广州大学对72名研究生作出了退学处理,包括5名博士生、67名硕士生,即该校每40个博士、每70个硕士里就有1个被退学。合肥工业大学对46名硕士研究生予以退学处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9名博士研究生、22名硕士研究生、284名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进入清退名单……与此同时,西南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以及东华理工大学等高校也纷纷开展2019年度研究生清退工作或学籍预警等工作。据广州大学称:“其实在广东高校界,与中山大学、华南理工等学校相比,我们这个淘汰率都不算高。像一些老牌的985高校,因为本身研究生的基数会大一点,大家反而会忽略淘汰率。”“3年博士最长8年毕不了业,65%的博士可能无法按期毕业,不是所有博士都理所当然能毕业。”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吕建在今年全国两会上说。2月26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培养单位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究生要落实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这已不是教育部第一次发出“清退”信号,过去有的博士生花上10多年才拿到学位并不罕见,现在这种现象不多见了。今年,面临被清退风险的500名研究生,都是因为在学校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研究生被清退的主观原因在于学生在学业上没有达到要求。“更深层次的原因,与中小学教育直接相关。”储朝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中小学教育主要教一些知识,而研究生需要有一些自主能力,但有一些学生会欠缺这方面的能力,到了大学、研究生这种新环境后,很难实现转型。近年来,随着中国博士招生数量的攀升,延期博士群体规模越来越大,各高校已纷纷“出手”清退。“每个学校的博士生延期比例可能不太一样,主要和专业有关。”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宋华明介绍,该校延期毕业的博士生比例大概40%左右。据统计,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的延期毕业博士生都在4成左右。“我国博士按期毕业率比较低,2012年40%的人无法按期毕业,目前这个比例可能达到65%。”吕建呼吁,延期博士需合理分流。事实上,清理“过期”研究生是有相关规定的。按照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生若在学校规定的学习年限内未完成学业,学校可予退学处理。根据国家对学籍的要求,研究生学籍一般是3年到6年。具体到各高校规定也不同,比如,广州大学,硕士生最长不超过5年,博士生不超过7年;西南交通大学博士研究生的最长学习年限为6年。《通知》要求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高校势必要从严要求研究生,对延期学生进行清退。早在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就对硕士、博士研究生300多人进行了清退,原因是这些学生长期不来上课,有些甚至已超时学习两三年。这份300多名人的名单里,甚至还有奥运冠军高崚、杨威。2011年,西南交通大学清退了857名博士生,他们超过6年没有毕业,其中两名学生甚至已经读了21年。“每个退学的研究生,都有自己不得已的原因,或外因或内因。”董季同回忆起读研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是经过“二战”(两次研究生入学考试)才考上心仪的学校的。当时不知前路何去何从,考研是随大流——同宿舍的6个舍友中,5位都选择了考研。这种现象很普遍。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9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强势增长,达到290万人,较上一年激增21.8%,成为近十余年增幅最大的一年,也创下了恢复研究生教育40年来的最高纪录。考研人数年年激增的同时,报考与录取率却创十年最低。今年全国录取人数大约72万,至少200万人会被无情刷掉。这意味着,在考研这场战役中,大部分人是陪跑。研究生招生人数在逐年上升。数据显示,1978年,研究生招生10708人,到2017年达到806103人。2017年,由于将非全日制纳入统考,招生数量大幅增加,硕士研究生招生数量从59万人增长至72万人。曾新南是北京一所普通高校的大二学生,据他透露,学校老师都建议他们加入考研大军,甚至还曾专门开过“动员大会”。不仅如此,学校还专门为了考研的学生设立了教室,也呼吁学生多多前往图书馆备战。这是因为考研可以帮助“一般高校”破解就业率难题,但这也导致一些大学在教学中始终围绕“考研”,学生们并没有接受到系统的本科教育,致使一部分学生本科阶段的学术能力严重欠缺。大学“严出”,从去年的本科生蔓延到今年的研究生,势不可挡。因为毕业论文答辩的问题已经延期一年的张坤正面临着退学危机:“现在,我只差宿舍清退手续还未办理,办理成功后,就可以离校了。”张坤的爱好是法律而非自己的在读专业,他在读研期间一直坚持学习法律知识,并且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从那一刻开始,我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律师”。“鱼与熊掌不可得兼”,张坤本专业的研究生生涯由于他的漫不经心便变得扑朔迷离,导师对他在自己课题上的研究并不满意,临近毕业时,让他退出了课题组。“我的导师拒绝在我的毕业论文上签字,因此,我便无法参加毕业答辩。”张坤干脆放弃了毕业论文答辩,便一直处于延期状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从严要求研究生,不能仅仅只是清退延期学生。学生之所以被延期,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导师不够重视对研究生培养的过程管理和过程评价。张坤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论文答辩需经历初期答辩、中期答辩、毕业答辩,几乎每次答辩前,我们导师才会将研究组的学生组织到一起,模拟答辩过程。平时学院里的导师很多都对学生放任不管,如果没有上导师的课,一个学期也见不到导师几次。在张坤的印象里,导师也从来没有在看完他的论文后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只是在有项目的时候,会要求学生为自己工作,“我们就像导师不用开工资的员工”。“有一些导师自身存在问题,他自己都不会做研究,又怎么能够带学生呢?”储朝晖反问,“导师把学生当员工这件事不好界定,但确实有一部分导师很少在专业上给予学生适当的指导。”因此,从严要求研究生,更需要健全导师制。也就是说,导师不能再当甩手掌柜。“重点抓住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评阅、答辩、学位评定等关键环节,严格执行学位授予全方位全流程管理。”《通知》一语中的。不过,眼下大学对教师的评价,强调的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课题、项目的经费,导师与学生的关系越来越像是老板和员工。熊丙奇认为,这种行政主导的评价其实非常粗旷。他认为,重点是要改革学校的治理结构,去适应现代大学制度,实现“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对此,储朝晖建议,在读的研究生要学会自主学习、创新,而不是以一种定型的、难以转变的形式学习,这需要学生自己去探索、调整。(来源:法治周末 记者:管依萌)双一流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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