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杨振宁在国科大的报告会

4月29日下午，我参加了杨振宁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的报告会《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上周就得到报告会的消息，因为我周一正好在那里上课，所以肯定要去听的了。然而并没有准备好，当天上午到了学校才知道，报告会要预约，而且票早就抢完了。很慌张，赶紧向物理学院的一位老师打听消息，结果还好，学校给老师留了专门通道，可以凭教师卡直接进入报告厅。下午上完课，赶紧往报告厅跑（东区的学生礼堂）。报告4点钟开始，我到的时候大概是3点10分，已经排了很长的队了。好在真的有一个教师通道，保安询问了几句，就让我进去了。里面的人还不是太多，我赶紧找了个最近的位置坐下——我坐在第三排，前两排的座位是保留的。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力学所的赵亚溥老师也来了，他说自己是在玉泉路上完课以后赶过来的。礼堂里的人越来越多，喇叭没过几分钟就说一遍：演讲将于4点准时开始，请大家尽快落座。礼堂中间早就安放了录像设备，保安也不时提醒大家不要录像。最后，礼堂里基本上坐满了人，大约有900人吧。这次讲座属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明德讲堂”，本来就可以顶零点几个学分的，再加上做报告的是大名人，座无虚席也就不意外了。舞台上清理得很干净，只有左侧放了两个单人沙发和一个小茶几。4点钟到了，几个人簇拥着杨振宁先生从舞台右侧入场。杨先生拄着拐杖，但步伐还很稳健，似乎也没有人搀扶。里面有没有翁帆，我看不清楚，但我觉得应该有吧。很快，舞台上就只剩下两个人，杨振宁先生和国科大校长李树深。李校长做了简短的介绍，杨先生就开始做报告了。两个人都坐在沙发上。杨先生说，Jeans的《神秘的宇宙》（The Mysterious Universe）的中译本让他在中学就接触到了20世纪的物理学。抗日战争时期的特殊情况使得他有机会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并进入西南联大学习（展示了他的准考证），他没学过高中物理，为了准备考试而用了几个星期自学。匀速圆周运动让他认识到速度是个向量，而且初次认识到“直觉很重要，但也需要修正。直觉与书本冲突的时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杨先生回忆了他在大学里的师友。黄昆、张守廉和杨振宁这“三剑客”的辩论是无休止的，也不限于物理，而是一切问题，“和同学讨论是极好的真正学习的机会”（展示了他们三人在1992年的合影）。吴大猷教授让他对群论和对称原理感了兴趣，而王竹溪教授带他进入了统计力学的研究领域。杨先生说，他一生的工作有三分之二与对称原理有关，而三分之一与统计力学有关。1946年初，杨振宁成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在那里他遇到了著名物理学家特勒和费米。他讲了自己为期20个月的失败的实验工作，”where there is Yang, there is Bang!”嗯，雷电法王杨振宁。他说特勒聪明绝顶，特勒给了他几个题目，但是都不合他的胃口（他说自己长于解析，而特勒的问题大多是估计），所以他自己找题目。但是太难了，“研究生找题目感到沮丧，是极普遍的现象”。他感到很沮丧，给黄昆写信时说自己”disillusioned”。他尝试了四个问题，最后只有关于核反应中角分布的工作得到了一些结果，特勒很满意，说他可以毕业了。1948年夏天，他得到了博士学位。然后他去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很偶然的机会，他从Luttinger那里得知，Kaufman简化了Onsager解决二维伊辛模型的方法，他突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要点，到了办公室以后，几个小时内就取得了重大进展。他说这是因为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就仔细研究过狄拉克矩阵，而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他对Onsager工作的不成功的研究，使得他对总体困难有了了解。最后他总结说，成功“要有兴趣，‚要花功夫研究，ƒ要有机遇，产生突破”。或者更简练地说，就是“兴趣→准备→突破”。杨先生的报告就这样结束了，一共大概有50分钟。这些内容他应该讲过很多次了，最详细的版本可以看《物理》杂志2012年第一期登载的《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杨振宁，《物理》，2012, 41(01): 1-8）。那篇文章里还讲了他和米尔斯提出杨-米尔斯理论、他和李政道提出弱相互作用不守恒的工作，以及吴健雄的实验工作，等等。然后是提问阶段。几位研究生提出了一些问题，杨先生做了回答。有一位女生问如何看待女科学家（她用吴健雄作为话头），而杨先生理解为如何评价吴健雄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回答说吴最了不起的地方还不在于她做出了那个实验，而是在于她决定去做那个实验，“因为那是个基本实验，应该做的”。针对某个同学说的“现在的课程太多了”，他说，今天的物理学和他读研究生的时候不一样了，因为越来越细了（所有的科学都一样）。他还说，中美大学生的两大区别是，美国学生训练不足、但掌握自己方向的能力很强，而中国学生愿意努力，但不够灵活、胆子不大。针对“要不要追热点”的问题，他说，当然要追热点了，但还是要考虑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热点只能放在第三位——要真正的兴趣，不能只因为它是正当红的热点。最让我吃惊的一个问题来自于高能所的一位研究生。他想知道，杨先生对CEPC（“大型环形粒子对撞机”）的看法是否有了改变？杨先生说：我没有改主意，我早就说了，我从1980年就开始说，”the party is over”。实际上，杨先生现场讲了很长时间，前前后后可能有五分钟。他还提到了希格斯粒子，他说这是6000多人做的大工程，这是很重要的结果，但似乎没有继续了，所以有人想要中国做200亿美元的CEPC（高能所说是400亿人民币）。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场合提这个问题，总感觉有些怪怪的。这两天，关于这个问题的报道刷屏了，大家想必都看到了，我就不多说了。回答问题总共花了大约40分钟，整个报告会一共一个半小时的样子。在报告过程中，杨先生的声音很洪亮，中间也没有任何休息。他的视力似乎很好，但是带着助听器。这位97岁的老人，身体和精神都很好，真是了不得。作为一名粉丝，我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报告会，现场看到他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关于大型对撞机的事情，我再做一些补充。杨先生对大型对撞机的看法一贯是，中国不适合建造大型对撞机，有许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1972年7月4日下午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座谈会《关于加速器的座谈》里，他就说了“不过我想问，如果没有1亿美元的加速器，对中国有什么坏处？如果有1亿美元，为什么不拿来造计算机，发展生物化学，培养更多的人才，而一定要拿来研究高能加速器？”2000年，黄克孙对杨振宁的访谈记录《盛宴已经结束：高能物理学的未来》。杨振宁回顾1980年他在VPI会议上讲的“The party is over”，关于高能物理学的未来，关于那次会议的一些细节和讲那句话的前因后果。当时杨振宁作为听众参加座谈会，并没有打算发言，但是有人征求他的意见。在得到会议组织者Marshak保证不把他的话发表以后，杨振宁说：“在以后10年间，高能物理最重要的发现就是：The party is over（盛宴已经结束）。”2016年9月4日，杨振宁在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上发表文章《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针对的就是CEPC。（来源：姬扬科学网博客）双一流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