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差等生到博士生:一位农村孩子的奋斗

更新时间:2019-02-07 23:53:45点击:553 科研管理新闻

我的家在山东一个小县城——滕州,距孔孟故里比较近,思想文化上受其影响也比较。父母都是农民,没啥文化,不过对教育格外上心。与其说是关注教育,不如说关注学习成绩,在他们眼中成绩是衡量教育的唯一标尺。我家住在一个村子的胡同里,有许多小伙伴同我一起长大,偏偏他们的成绩都很出色。打我记事开始,就一直活在被“别人家孩子”支配的恐惧里。我小时候体弱多病,每次生病,父亲就数落母亲“别人家的孩子怎么没事”,仿佛我的病是母亲照顾不周造成的。每次,母亲偷偷带我去看病,不敢让父亲知道。我小学成绩一直不好,三年级之前从没拿过奖状。而恰好,我们胡同里的孩子每到过年都得了奖状,唯独我没有。回家后,很难见到家人好脸,尤其是父亲。他一边喝酒,一边数落,“都是上学,人家谁谁得了奖状,你是干啥吃的”。那时虽小,却也知道羞愧。我不想被人比下去,不想被数落。到了三年级,我在年前的期末考试得了第七名,第一次拿到奖状。满怀信心回家,心想这次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刚到家,父亲端着招牌似的酒杯,厉声喝斥:“你还有脸说,人家谁谁考了第一名。”我依旧活在别人家的阴影下。家人只看到我的不足,永远看不到我的努力。尽管我比较努力,可似乎天资愚笨,虽以后都拿到了奖状,可是从来没有考过第一名。小升初的时候,我们县城有一个比较有名的育才中学。我报名参加了。张榜那天,我在家,父亲去了现场。回到家,父亲已是小酌微醉,借着酒劲,反话正说:“不孬,正榜!”我刚要高兴,父亲脸色一撂:“找了八遍也没有你!”我只好去了乡镇中学,而我的小伙伴们也在那里,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对比。到了初中,我的成绩比小学明显进步。虽然,不能完全超过小伙伴们,不过已经可以平分秋色了。到了关键的中考,我发挥失常,而隔壁小伙伴和我叔家的哥哥高中正榜!家里除了母亲外,所有的人都数落我,嘲笑我。父亲只要一喝酒,就会揭我伤疤,带着嘲笑和讽刺:“正榜,正榜生来了!”语言一次比一次犀利。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这个家。姑父在二中当老师,在他的周旋下,我得以进入高中,代价是多花了6000元。从此之后,这6000元如同五指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要一喝酒,父亲的口头语就上来了:“一样上学,人家一分钱不交,你得6000元。”高中三年,我牢牢记住了这6000元,一步步往前走,几乎每一次考试就进步一次。到了高二,我的成绩已经超过了两个正榜小伙伴。到了最关键的高考,我太希望证明自己,希望能离开那个家,以至于考前一晚,彻夜难眠。到了考场,手就开始发抖,握笔都困难,本来轻而易举的题目,我却怎么也想不出来。结果显而易见,仅仅考了452分,只能考虑专科。这一次,另外两个小伙伴也没考好,和我成绩差不多。父亲早就盘算好了,他不会让我去上专科的,他让我去工地干活。可是我不甘心,顶着压力决心复读。也不知道复读那一年是如何熬过来的,只记得我几次晚上跑到荒郊野外,撕心裂肺地呼喊,排解心中的压力。再一次走进高考考场。这一次我准备得更充分,没有了上次的紧张,正常发挥。一个月后查成绩575,稳妥起见,报了个普通二本。我没来得及开心,就不得不面临严峻的现实:一是考的大学并不好;二是面临学费的压力。父亲先是命令我去申报贫困生,随后赤裸裸地威胁:“你要是不听老子的话,就不给你拿学费。”带着第一年的学费和父亲的威胁,我一个人背着布袋走进了大学。除了学习,我还要脱贫,我不想成为贫困生,更不想被威胁。大一那年最为辛苦,下课后去食堂打工,中午给人家送大桶水。我清楚地记得,我一手拎着一桶20升的水,从一楼一口气爬到六楼,送一桶水可以赚5毛钱。到了周末,我要去外地做电视剧收视率的市场调研。代理商在地图上划定一个村,我乘车到达目的地,先把村子的地图画出来,而后统计户数,进行抽样访问。由于访问的问题比较敏感,诸如收入、人口、手机号……很多人家不愿意配合,曾经几次被人赶出村子。为了多赚点钱,每天背上干粮,直到晚上才能吃上一顿饭,住5元一晚的宾馆。很多时候,晚上一个人从村子里走回当地镇上。那时农村还没有村村通,更没有路灯,也没有现在的手机导航,我借着月光,沿着有灯光的方向走。曾经几次晚上从坟地旁边穿过,我恐惧到了极点,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害怕也没有用。后来怕到一定程度也就不害怕了。就这样,我利用周末时间做了两个月的市场调研,跑了临沂3个县,28个村。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我第一次成为纳税人。到了大二,我平时在餐厅打工,周末去做家教,寒假到临沂市一个培训机构教课。后来,我发现自己也可以开培训机构。于是,我利用积攒的钱在临沂市里租了两间房子,自己开了一家培训机构,晚上辅导孩子作业,周末给他们补补课。为了省钱,我从废品收购站买来一个铁架子,自己装修成一个广告牌,挂在外面。到了周末,大街小巷去发传单,风里来,雨里去,从开始只有一个学生,到慢慢有了几十个学生,学费和生活费有了保障。自打第一年父亲给我出了学费后,我再没问家里要过钱,心里最自豪的是解除了父亲的威胁。大学期间,校园里到处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草坪上,走廊里,到处都是情侣们的倩影。一到周末,学校周边的大小宾馆全部爆满。我们舍友大多有了女票,有一位校长的公子隔三差五就换女朋友。那时,我也渴望谈一场恋爱,也努力去追求心爱的姑娘。行动过,努力过,付出过,伤心过。现实的残酷让我心灰意冷。我实在没有什么吸引女生的地方,用班里女生的话说,我“长得不帅,家境不好,不懂浪漫,也没有什么特长”。想来也是,我上完课后还得去餐厅打工,周末去加班,整天灰头土脸,谁会和我谈恋爱啊。到了大三下学期,我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是考研还是就业?思来想去,我决定考研。我知道眼前的培训机构虽然能够赚些钱,可是并不长远。于是,我关了自己创办的培训机构,准备考研。虽然那时手里有点钱,可是不舍得报考研辅导班,自学了高等数字、线性代数和概率论。最后,如愿考上了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硕士期间,应该是我最开心的几年。中科院不收学费,还有国家发的补助,我不需要为了生计而操劳。硕士三年,我跟着马老师跑遍新疆南北。我喜欢用文字记录走过的路程。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写科普。马老师是第一个发现我可以写的人。那个时候,走得路多,写作欲望也强。后来,在科学普及出版社吕秀齐老师和杨虚杰老师的支持下,把在新疆时期沉淀的东西,先后出版了《西域寻金雕》《雪豹下天山》《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硕士毕业后,我打算继续深造,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在上海的一年中,我想好好做研究,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导师难以达成共识。我整天胡思乱想:“我到底哪里错了,为何导师不待见我?”后来,我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用手摸着自己的胸口,扪心自问:“序茅,你是来混学位的,还是来做科研的?如果你要混个学位,你就得忍辱负重。如果你想坚持做科研,那就离开了吧。”读了一年博,我瞒着家人,咬牙下决心退学。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北京,进入国家林业局做科普。在北京租了一间4平方米的隔间,来回骑着自行车上下班。半年后,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国家大院的工作,决心再次考博,随后考上了中科院动物研究所。进入动物所,我找到了梦想中的科研环境,导师很支持我,我也努力不辜负他的期望。这期间,我各处出差,跑遍了云南、四川、西藏、陕西等几十个保护区。在肯尼亚参加了第29届世界灵长类大会,并做了报告。按照动物所的要求,我去年的文章就达到了毕业标准。只是,我觉得工作还有待完善,并且我在组里是独自开辟的方向,我走了没人接盘。我也知道李老师想留我,但是他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我找到了导师,提出延期一年,对自己有个交代,也对导师有个交代。博士期间发了3篇SCI,和导师合作一本专著《滇金丝猴生活史》,5本书科普书籍《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走进伪装大师》《神雕谜踪》《红唇美猴传奇》《灵犬之智》,及100余篇科普文章。其间获得第五届梁希科普奖一等奖,《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被上海市教委选为初中生课外阅读材料,《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入围2017年中国好书。很多人只知道我能写,或者说我写作欲望强。他们不知道我的辛苦付出,别人逛街,我在写;别人喝咖啡,我在写;别人风花雪月,我也在写。一晃,到了而立之年。前不久,那个不断数落我、鞭策我的父亲离开了。四年博士也即将毕业。前途未知,未来难期;何去何从,依旧迷茫。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不论世事如何艰辛,初心依旧!我从来不曾优秀过,但也从来不曾放弃过!无论再苦、再难,认准了目标,就一往无前!(来源: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