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玉波：高校应担起“卡脖子”技术攻关的时代重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提升科技支撑能力”，作为2019年政府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的重要工作任务，提出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长期深耕高等教育领域，在教育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时又一直分管高等教育，这几天他的脑海里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在国家需要、时代需求面前，高校将如何担负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时代重任？围绕这一问题，中国教育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记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这种提法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动因？这对高校提出了什么样的新要求？杜玉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指出：“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科技实力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时代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此时，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与创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为迫切。特别是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国发展还存在科技短板，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经济与贸易的摩擦，实质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核心是高科技产业的竞争，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竞争。这些竞争归根结底既是高等教育的竞争，更是人才培养水平的竞争。记者：我们知道，您曾担任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还担任过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对高等教育有很深的研究。请问，在新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大背景下，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当如何去因应国家和时代发展的需求？杜玉波：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高校应当发挥学科门类齐全、科技人才聚集、基础研究厚实等独特优势，努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攻关创新，在服务国家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牢牢掌握自主创新主动权方面担当重要责任。记者：高校一直是我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起到了重要支撑和推动作用。对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国家和时代发展需求，我国高校在科技创新方面还存在哪些短板？杜玉波：高校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目前，我国高校建有60%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国家科技计划中60%的基础研究任务、超过80%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近5年来承担了超过1/3的国家863计划、支撑计划，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超过65%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超过70%的国家技术发明奖，有效服务了国家关键领域的自主创新。我国高校的科技创新工作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差距：与世界一流高校相比，顶尖人才和团队比较缺乏，创新人才支撑不足，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激励机制还不健全；对基础研究在技术研发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学科固化且划分过细，学科布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不够；高校科研力量自成体系、各自为战，高校之间，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之间缺乏有效协同联动；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过度依赖或不当使用学术评价成果，同行评议难以客观公正等，这些都是制约高校提升服务国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的重大瓶颈问题。记者：要解决这些重大瓶颈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杜玉波：我认为，当前必须对症下药，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关键领域、“卡脖子”地方下大功夫，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持续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力度，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要通过具体举措，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潜心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记者：高校作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主战场，对于提升国家的科技支撑能力至关重要。但关键是，有没有更好的举措，切实解决制约高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重大瓶颈问题，进一步释放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力？杜玉波：对于高校来说，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压力和责任同在。但是，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再难也要坚持不懈地去做。简单地说，我的建议可以用4个关键词来概括——总机关、催化剂、动力源、指挥棒。记者：这4个关键词，具体地说呢？杜玉波：具体而言，就是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把握基础研究这个“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这就要求我们真正把基础研究水平看作国家科技实力的根基，作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源头。为此，建议尊重基础研究的规律和特点，鼓励自由探索和加强自主科研布局，加强重大基础前沿和战略领域的前瞻布局。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力度，构建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引导鼓励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改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使科研人员潜心、长期从事基础研究。二是要用好学科交融这个“催化剂”。在新的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态势下，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前沿领域不断延伸，单学科内部循环的科研组织方式已不再适合对重大问题的研究。为此，建议适应大科学、大数据、互联网时代的要求，系统调整高校学科布局，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组建国家级交叉学科群和科技攻关团队，布局一批体量容量更大、综合集成性更强的国家实验室，以学科交叉融合催动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取得突破。三是要激发协同创新这个“动力源”。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通过高校内部人才、学科、科研的协同以及高校与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等的协同，实现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的优势互补，促进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为此，建议进一步研究破解政策制度障碍，围绕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问题、尖端领域的前瞻性问题，探索高校协同创新的有效模式，开展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优化研究资源配置，服务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需求。特别要找准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着力点，完善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等归属及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共同参与攻关的积极性。四是要改进评价体系这个“指挥棒”。评价导向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评价机制存在“五唯”倾向的问题。克服“五唯”倾向，在科技评价上，建议加快推进分类评价，基础研究领域以同行学术评价为主，引入国际同行评价；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领域重在市场评价，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探索实行代表性成果评价，突出评价成果质量、原创价值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避免唯论文、唯专利、唯项目等片面量化评价，鼓励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树立把研究做到极致的“工匠精神”，真正担当起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时代重任。（来源：中国教育报）科研管理新闻科研管理系统